古代中国一直是地广人稀和人力资源紧缺

2021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，让我们深刻认识到“人”才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。中国古代始终处于地大物博、但地广人稀的状态，人口的大量增加只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。所以中国古代特别重视人口增长和粮食问题。

2021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，由此很多人才理解“人”是这个社会的战略资源，他们即促进生产、也拉动消费。而我们的中华大地，虽然一直以“地大物博”著称，但同时人力资源其实并不“富裕”，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，始终称得起是“地广人稀”，这主要是与古代粮食总产量有关。以下就介绍一些中国古代的人口和粮食情况。

由于古代中国的生产力落后、粮食总供给不足（全世界均是如此），中国古代的人力资源始终处于“紧缺”状态，因此历代王朝都重视人口管理、人口增长，民间也有多子多福、无后为大等观念。自秦代，中国人口的官方统计连续且详实，尽管由于古代社会管理水平有限，人口统计存在漏统、瞒报，但现有数据已足够我们做分析研究了。

首先，中国古代直至北宋前（公元1200年以前），地广人稀的情况大致相当于今天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的水平。在南北宋交界时期以前的2000多年里，历代王朝实际控制区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中原地区，往北到河北、山西、陕西一带，往南到长江流域地区，大约是200多万平方公里。在北宋之前，该区域内人口峰值从未超过6000万人。在当代社会，加拿大国土面积990万平方公里，适宜居住的是100多万，现有人口约3800万；澳大利亚国土面积770万平方公里，适宜居住的也是100多万，现有人口约2600万。

其次，从南宋至清代中国人口跃上1亿和4亿台阶，人口密度虽有增加，但不算拥挤，仅相当于当代美国的水平。特别是清代，实际控制区域较之前有很大的拓展，其中除西藏、新疆、蒙古以及居住人口极少的东北地区，其它区域大致有400万平方公里左右，人口在清末约4亿。而在当代美国，国土面积约940万平方公里，剔除山川、沙漠、高纬度地区，已开发的适宜居住面积与清代相似、人口约3.4亿。所以说清代的人口密度，仅与当代美国的水平相当、远远不及当代欧洲的水平（大约相当于欧洲人口密度的50%吧）。

当然，由于清代时生产力较落后、工商业不发达，人口“暴增”也曾导致局部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，很多地区发生粮食短缺、争地械斗、人口出海谋生等情况。但总体来说，当时中国还远未达到人口稠密、社会资源无法承载的程度。

清代之前的中国人口，还总出现大幅度波动，主要是受长期气候周期变动、自然灾害、疾病瘟疫、战争动乱等影响，以及因战乱造成的人口统计遗漏。但即便是在长期安定时期，由于生产力水平限制，地广人稀局面也始终未打破。

1、战国至秦代，人口大约有3200万。经历秦末战乱至汉代初期，人口下降到约1500万。

2、西汉，人口增加到6000万。经历王莽动乱至东汉初期，人口下降到约2100万。

3、东汉，人口恢复到5700万。经历汉末战乱、瘟疫至西晋初期，人口下降到约1600万（可能存在漏统）。

4、南北朝至隋代，人口从南北朝初期的约2500万（包括南朝和北朝的人口）增加到隋炀帝时期的约4600万。

5、唐代，人口再增加到5300万。经历安史之乱、五代十国战乱至宋初，人口下降到约1700万（可能存在漏统）。

6、北宋，人口恢复到4700万。之后，经历北宋灭亡的战乱，人口又有所下降。

7、南宋和金时期，人口增加到9000万（包括南宋和金的人口）。

8、元末，人口约有7000万。经历元末战乱至明初，人口下降到约4000万（其中北方地区仅约1000万）。

9、明永乐时期，人口恢复到6700万，再到明末超过1亿。经历明末战乱、瘟疫至清初，人口下降到约5000万。

10、清道光时期，自明代末期之后的不到200年里，人口从约5000万增加到约4亿。

关于养活人口的粮食：一定规模的人口就必须有足够的粮食，粮食总量必然与耕种土地面积、单位产量这两个“变量”相关。因此，一是要靠疆土面积扩大、耕种土地的增加，特别是南宋对长江以南的开发，以及清代疆土的扩大；二是要靠农业生产技术改进，包括水利建设、农具改进、畜力使用等，但主要还得依靠农作物品种的改良。

这里有一个常识问题：在几千年时间里，中国农业生产中尽管有水利建设、农具改进、畜力使用等积极因素，但主要的粮食作物如小米、小麦、水稻等，土地单位产量并没有特别大的增加。如果没有新的开垦土地，粮食总产量就不会有大的突破，人口规模、人口密度自然不会有较大增加。这就是中国古代人口瓶颈很难突破的根本原因。

这里给现代中国人关于粮食问题的启示：在粮食种植技术未出现“飞跃”的情况下，供养人口还是要靠寻找新的可开垦土地。如果我们放眼全球，其实还有很多可开垦土地，完全可以要“走出去”寻找！

而在中国古代，对应人口密度增加所需要的粮食产量扩大，主要是依靠农作物品种的改善，大体有以下四种。

一是新品种水稻。水稻是古代中国人最先培育的传统农作物，但在北宋时期引入了原产越南的优良品种“占城稻”，因其耐旱、适应性强、生长期短，促进了中国水稻土地单位产量的提升。同时，南宋时期开发长江以南地区，双季稻、稻麦两熟农业生产得到推广，才使中国人口冲上1亿人台阶。

二是玉米。原产于美洲，随西方地理大发现在明代中后期传入中国。它的特点是种植限制少、耐旱、高产且用途广，除可以食用外，果实和秸秆都能用作饲料。自清乾隆年间在中国北方干旱地区、山区大量推广种植玉米，从而促进了这些粮食低产地区人口的增加。

三是番薯（山芋）。原产于美洲，随西方地理大发现在明代中后期传入中国。它适应性强且抗旱、抗蝗、抗风，种植简单、高产稳产（土地单位产量可增加10倍），并且味甘、耐饥。在清乾隆年间之前在南方快速推广，之后因民间发明了番薯越冬储存法（窖藏法），北方地区也开始推广种植。

四是马铃薯（土豆）。也是原产于美洲，传入中国的时间晚于玉米、番薯，在全国推广种植是在清乾隆至道光年间。它也是高产稳产、适应性广，且营养全面、口感较好。主要是在中国北方、西南的气候寒冷地区种植，发展到今天，中国已成为世界马铃薯总产最多的国家。

总之，正是玉米、番薯、马铃薯这三种原产于美洲的农作物，大大提升了中国的粮食产量，在清代推动中国人口从1亿人越上了4亿人的台阶。同时，清代人口“暴增”还有税收方面的因素，即“摊丁入亩”政策的实施，它标志着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（丁税）被正式废除。中国百姓生育人口从此没有了税收负担，也导致人口快速增长，在清道光年间达4亿、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40%。

从本文内容可以看到，社会人口增长有其内在的规律，需要多领域综合研究。但不论如何，推动人口数量的增长、人口素质的提升，最终实现人力资源的增加，都是我们人类面临的最重要任务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