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的精神内耗

明中后期，敌对势力大致有五类。

其一，鞑靼是元朝灭亡后，成吉思汗后裔于草原建立的政权，终明一代，其族人逐年南迁形成漠南蒙古诸部，明朝空废大量军力财力，最终为满清做了嫁衣。

其二，满清是女真后裔，元灭金后他们散布于东北，后成为明朝藩属。明末，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，皇太极又统一漠南蒙古，俨然成了明廷大患。

其三，日本于元末分裂为南北朝，后来南朝灭亡，其臣子流入海中成了倭寇，时而掠劫中国沿海。万历时明日战争爆发，明朝惨胜收场。

其四，葡萄牙、荷兰、西班牙等西方势力悄悄登陆，经几次小型海战，他们得以在沿海开设洋行，因影响较小，明朝始终采取宽容政策。

其五，以高迎祥、张献忠、李自成为首的流寇四起，其势焰迅速渗至陕西、河南、四川、湖广，明廷疲于招架。

上述五股势力，在明朝可分为两大类。前四股为一类，极其重要，第五种单算一类，相对次要。

这种类比，还要从明初说起。

蒙元至正二十八年（1368）正月，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，国号大明，次月，他以“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”为口号北伐，八月攻入大都，元朝灭亡。

任何王朝的建立都得有个名分，或称正统性。先看宋朝，赵家的崛起建立在消灭一众汉族割据势力，所以他们屡屡与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等蛮族妥协，仿佛名正言顺。在这点上，朱家以赶走蒙元游牧民族立国，故若想获得百姓拥戴，唯有持之以恒。

因此，明朝皇帝们都以光复华夏而自豪，以驱逐胡虏为己任，动辄出兵讨伐。

太祖生前十三次北伐。成祖迁都北京守国门，并死在第五次北伐途中。英宗遭俘也没有投降。北京保卫战时，代宗也是冒着城破被俘的风险拒绝迁都，君臣携手赢得胜利。

不见割地赔款，没有和亲纳贡，在如此强势的政策下，明代来华朝贡国家数量之多，规模之大均为历史之最，像日本这样自唐末与中国断交五百年的国家也派来了使者，甚至包括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、意大利等欧洲国家。据《明史》，明代来华朝贡国共一百一十九，遍布世界！

“計明初封略，東起朝鮮，西據吐番，南包安南，北距大磧，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裏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裏…嗚呼盛矣！”

-《明史•地理》

上述各国，正属于开头所列前四股势力，以明朝视角，他们皆是藩属或蛮夷，可归为一类。

不过从嘉靖（1521）开始，所谓“南倭北虏”实则已成常态，而朱家始终坚守着“华夏正统”的担当及自豪感，孰不知，它已悄悄化为全民意识形态上的枷锁，成了禁忌。

天启七年，亦是后金天聪元年（1627），这年明熹宗驾崩，其弟朱由检继位，皇太极围攻锦州、宁远，不敌明将袁崇焕。

对朱由检来说，“宁锦大捷”绝对算开门红，着实为自己的中兴大梦增添了动力。崇祯元年（1628），他第一把火就除掉了宦官魏忠贤及其阉党，他的勤勉，时人称“汉唐以来良所稀见”。

但好景不长，同年陕甘地区出现聚众作乱的饥民，有人自称“闯王”。

关外还是腹地？取舍还是兼顾？注定成为崇祯朝的首要议题。

起初，明军对流寇和满清分头出击，也颇有收获。

转折点发生在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。此前，高迎祥部已被孙传庭击溃，张献忠、李自成也连败于洪承畴，流寇几乎肃清，但这年，小撮清军突然杀至山东，崇祯急招孙、洪回京勤王，给流寇留了条活路。

东一锤子西一棒，这第二个转折点跟着袭来。

从崇祯十四至十五年（1642），大明松山、杏山、锦州三个据点先后失守，洪承畴、祖大寿相继降清，山海关成了最后防线，守将叫吴三桂。

不过事实证明，真正的转折却不在关外。

“一切奏議有關國計者，遵我祖宗成法，不得妄議紛更。”

-《崇禎長編》

刹那间，崇祯头一次有了妥协的打算。

中兴，在皇帝眼中不过是重现祖宗“万邦来朝”的景象，而若妥协于满人，就有悖于“万邦”的期待，这是底线。

但现实很残酷，明军大概是打不过八旗，那边流寇又卷土重来，如何取舍显而易见。

满人是游牧民族，人口军力都远弱大明，就像嘉靖朝的庚戌之变，俺答汗只在京郊掠劫一番便去了，他们缺乏掌控中原的野心和自信。而流寇则不同，尤其头领，一旦示弱必遭秋后算账，所以只能一杀到底，直至推翻明朝。

攘外必先安内，当时，崇祯无意间得知兵部尚书陈新甲曾私下与满人议和，他便顺水推舟叫他来问询，后者以为要问罪，谁知旁边有太监说：“若真能议和，有何不可？”

毕竟见不得人，崇祯就让陈新甲暗中主持工作，不得走漏风声。

半月后，密报从前线传回兵部。

负责议和的是兵部职方马绍愉，一回京，他就直奔上司陈新甲的府邸汇报工作。

这临了，俩人谁都没有留意书桌上的密报。

当晚，一书童走进房间，就误把密报当成老爷审过的塘报，按府中规矩，他立马找人誊抄了数份，天亮前已送至六部衙门。

明代，凡递至兵部的文件称塘报，兵部尚书阅后要送各部传阅，于是乎，士大夫们得知要与蛮夷和谈就集体炸了锅，弄得崇祯是既惊讶又尴尬。

“我大明怎么能与蛮夷议和？”

“何不与贼决战？”

“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？”

事已至此，崇祯只好问责陈新甲，谁知对方不背这锅，暗示议和乃上边的意思，还称自己立了大功。

崇祯这就来气了，心想你本是有功的，可现在连朕都成罪人了！盛怒下以“丧权辱国”的罪名将陈新甲捉拿下狱，又碍于舆论压力，两月后斩首。

这期间，当然有人站出来说话，他们坚持议和乃大明唯一生路，就算牺牲陈新甲，也要另派人去前线，务必保住议和成果。

但在祖宗和民意面前，崇祯显然力不从心了。

满人苦等明使不来，便于年底发起了总攻。中原方面，李自成在连陷洛阳、南阳、开封等地后，已不能再称其为流寇，而明军依然两路出击。

由此可见，陈新甲事件乃明末最大转折，事后，亡国仅是时间问题了。

说到祖宗，朱由检的爷爷朱翊钧有个著名的“万历三大征”，指的是明朝对西北、西南边疆外族，以及侵朝日军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，三战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，却也耗尽了国家财富。

不过最遗憾的，是战争让本已模糊的意识形态再次鲜明起来，高层被荣耀冲昏了头，以致对辽东女真放松了警惕，任其坐大。

与其他末代皇帝不同，崇祯在位十七年远不算短，他不仅握有实权，也有改革变法的机会，但不知怎么搞得，一些最基本、透明、显而易见的选择，在他看来都没得可选，以致死前感叹：“朕非亡国之君。”

所谓精神内耗，就是关键时刻上下形成的一股合力。